女实习医生被性侵杀害引发百万医生罢工，怎么看印度妇女“夺回黑夜”的愤怒与抗争？｜独家访谈

封面新闻见习记者 李沁桦

一名31岁的印度女实习医生，在结束36小时的轮班后，在加尔各答一家老牌公立医院的研讨室休息时，被强奸后杀害。

印度警方随后抓捕了33岁的犯罪嫌疑人罗伊（Sanjoy Roy），该嫌犯与当地多位高级警官关系密切，此前以“公民志愿者”的身份派驻到案发医院的警察哨所，负责维护病患秩序。

这起发生在8月9日的恶性事件点燃了印度社会的怒火。截至目前，数万名妇女走上街头，举行“夺回黑夜”游行。随后，印度医疗界加入游行抗议，据印度医学协会发出的声明，超过100万医疗专业人员举行了为期24小时的罢工抗议，除急诊外，印度各地的医院和诊所当天拒绝接待病人，全国医疗服务陷入瘫痪状态。

8月16日，印度诺伊达，医生和护士举行烛光游行。图源网络

8月17日，印度加尔各答一家医院的门诊空无一人。图源法新社

印度总理莫迪在纪念印度独立日的活动中谈到，作为一个社会，印度人应该“认真思考针对我们的母亲、姐妹和女儿的暴行”。

在印度，针对女性的性暴力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。根据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的数据，2022年，警方记录了31516起强奸案件，比2021年增加了20%。这也意味着，印度平均每天有接近90起强奸登记在案。

8月22日，印度金德尔全球法学院教授、副院长张文娟接受封面新闻专访时认为，当我们讨论印度女性的处境，很容易直接与一些猎奇标签挂钩。印度妇女遭受到的压迫程度很高，但她们选择联合起来反抗，“抗争意识也很强”。对于印度女性权利运动以及由此促进的司法改革，我们关注不足。

张文娟教授被认为是印度大学中第一位获得全职教席，且从事法学教育的中国籍老师，创立了印度大学中第一个由中国人领衔的印中研究中心。2014年，张文娟第一次抵达印度时，距离2012年德里公交集体强奸案（“黑公交”事件）仅两年。在印度七年，她能很明显地感觉到印度社会对性意识、职场性骚扰和性暴力讨论的主流化。她认为，印度正处于女性权益觉醒的状态，这次实习女医生之死发酵出的大规模抗议，其实是社会教育累积到一定程度的爆发。

“多元和矛盾是印度的文化基因和底色，规则转变（rule shifting）和文化转变（culture shifting）之间总是会有一个时间差。靠立法来转变规则从而转变文化，或者反之，这两种尝试都会同时在印度存在。”张文娟说。

愤怒来自何处？

封面新闻：受害者医学院学生的身份是公众愤怒的源头，也是印度崛起的中产阶级现代女性的象征。和过往由强奸案引发的抗议活动相比，此次游行和抗议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？

张文娟：从2012年德里强奸案之后，在印度，性暴力问题变得非常敏感。首先，能学医学的孩子是精英中的精英，在印度，精英群体会比低种姓和贫困家庭出身更触及社会的敏感点，更容易被放大；其次，医生的天职本来是救死扶伤，保证医院环境的基本安全是非常基础的，但一个医生却在她工作的环境里遭遇了残忍的性侵和谋杀，案件性质非常恶劣。具体到女性保护的地域问题上，相对北印度来说，此次案发的西孟加拉邦是女性权益保护较好的地方，因此发生这类事件带来的冲击感会更强。

这次事件本身并不复杂，更多的症结在于警方的调查公正问题，抗议的参与者也多是女性权益组织和医生群体，即在抗议群体中产生了职业划分。目前来看，呼吁的诉求包括对案件进行彻底调查，对凶手进行最严厉的处罚，以及保障女性医护工作者的职场安全，都局限在案件本身。

相比于2012年德里强奸案被称为印度的“阿拉伯之春”，让整个印度社会意识到性暴力的问题不仅仅是女性权益的问题，而是整个社会的基础安全问题，让女性权益保护运动转换成社会运动，从社会意识层面进行推动，我认为这次事件产生的抗议规模更小，是在此前抗议活动的基础上叠加影响力。

封面新闻：也就是说，如果受害者没有精英身份作为一种符号，其他类似的暴行即使存在很多年，也有可能不会激起如此强烈的抗议，大规模集体游行和抗议实际上呈现了一种“中产阶级行动”的组织化趋势？印度的底层女性是如何参与到女性权益抗争中来的？

张文娟：在印度的高知或者精英圈层，性别其实是非常敏感且需要政治正确的话题，精英的作用是促进性别平等理念形成社会共识。但是，结合印度过去漫长的女权运动历史来看，最有影响力的还是底层自下而上的推动，包括七十年代的女性护林运动、九十年代的反售酒和反家暴运动，以及2010年代的“粉色莎丽”革命，底层女性都采取了坚决的行动。我观察印度底层的街头运动发达，也是因为印度社会组织相对比较成熟，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非常强，不容易被政治势力分化或者失控。她们学会了集合女性力量，通过协商得到自己想要的，这是很聪明的。

司法改革经历了什么过程？

封面新闻：目前西孟加拉邦政府推出了保护夜班妇女安全的措施，如制定休息室，加装监控和“夜班同伴”计划等，这些措施会否起到实际的效果？

张文娟：政府很多时候只是为了应对社会压力完成问题回应（problem reaction），而不是达成问题解决（problem solving）。政府举措要如何真正解决问题，取决于社会各方面和民间组织的监督。

封面新闻：从过往女性研究的成果来看，保护主义者会要求国家为女性提供更多的保护，包括通过死刑甚至是阉割来惩罚强奸犯；自由阵营如卡维塔·克里希南则认为女性不应以“保证安全”的名义受到限制和监视。二者之间存在矛盾吗？运用死刑对性暴力犯罪者进行严惩，可能性如何？

张文娟：我认为不能将保护和自由列为对立状态。以保护为由让妇女待在家里，这是不对的。我认为，印度呼吁女性保护时，应该不会退回到限制自由的状态。因为印度女性权利的基础逻辑还是种姓问题，在这方面，宪法和社会的认知都赞同种姓平权，所以我认为女性安全保护的抗争，不会限制其争取自由的机会和能力。

关于死刑，德里强奸案发生之后，印度政府调整了司法审理制度，通过了对强奸侵害者实施死刑（绞刑）的决议。但实际执法过程中，印度司法拖延的情况很严重，废死界也存在诸多争论。德里案最后四个被告都被判处绞刑，这在印度历史上是很罕见的，离不开社会组织和舆论的不断推动。这次案件虽然引发了超过一百万的医护人员大罢工，但局限在医护群体内。政府目前的回应中，包括印度最高法院的介入，女首席部长的签名请愿等都是比较恰当的应对方式。较之于德里强奸案，目前案件的诱发因素主要是当地警方偏袒，参与的主要是女性和医生，没有像德里强奸案那样成为一种全社会的运动。

封面新闻：德里公交强奸案后，印度政府在2013年做出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改革，包括扩大强奸定义，设立快速法庭，建立覆盖全国的性犯罪前科人员信息数据库，以及推进青少年性教育计划等。但是在过去的十多年里，印度性别暴力犯罪数量为什么不降反升？

张文娟：任何社会，再强有力的改革，也还是可能会有性暴力案件出现。关于这类案件的数量，在学界也是有争论的，主要涉及到犯罪黑数问题，也即案件数增加到底是因为意识强报案多了，还是因为实际案件发生多了导致的？以德里为例，德里强奸案发生后，引发了社会运动和一系列立法和司法改革，2013年的强奸报案数比2012年的翻了一倍多。但按照犯罪规律来看，案件量不会短时间内发展这么快。很可能的一个解释是，整个社会意识觉醒之后，可能不再隐藏、愿意去报案的人更多，警察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提高，这也有可能导致案件量增加。因此，很可能是犯罪黑数降低的结果。

规则与文化之变在何时？

封面新闻：大规模集体游行与抗议的背后，实际上暗藏着当代印度新政治势力的内部矛盾。莫迪政府上台之初曾承诺解决性暴力问题并提高女性地位，近年印度女性成为议员，进入高层统治阶级的比例也的确在提高。但是在女性就业机会、生育产假和女性安全等根本问题上，印度女性面临了更糟糕的处境。为什么女性政治力量的增加没有带来女性权益保护的进步？

张文娟：总的来看，在莫迪的领导下，印度人民党似乎也重视印度妇女利益的保护，如其内阁中多个重要职位都有女性担任，包括财政部长、内政部长等。另一方面，莫迪上台后，推进印度教民族主义作为国家凝和的策略，而民族主义中不乏非常保守和具有攻击性的意识形态。虽然莫迪也会推动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现代化，但底层在拥抱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时候，会不自觉地把传统观念带进来，这其中就包括性别偏见和重男轻女。但需要指出的是，印度文化的根本特质是多元，单一的某种价值观很难成为绝对的社会主流。

社会的进步是在螺旋式的调适中实现的，在印度，即使是目不识丁的底层女性，以及暂时没有影响力的女性，她们也会通过背后决策来推动现象的改变。我们讲规则的转变和文化的转变，尤其在印度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背景下，转变的实现总是有一个时间差。通过改变文化再去执行规则，也有可能是规则的转变带动人们去改变文化，这两者我觉得在印度都可能在同时进行。

封面新闻：这起事件在我国社交媒体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。近年来，我国女性权益保护的讨论也是非常热烈，如日本知名教授上野千鹤子等学者成为了大众女性权利的启蒙者。印度是否有这样一位女性主义领袖？

张文娟：印度的矛盾性和多元化非常强，甚至有可能超出我们中国人的一切想象。在印度，“不同”是底色，“同”是例外。我觉得印度很难存在一个一呼百应的领袖，在抗争性政治氛围下，各种流派、思维和宗教中，印度不会毫无保留地认同某一个人是权威，这一点很不一样。